任新民，1915年2月出生于我市河沥溪，1944年赴美留学，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先后在我国重点军事院校和重要军事科研机构工作，75年任国家七机部副部长，航天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理事会理事，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总负责人参加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指导领导，是中国著名的火箭专家，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任新民同志是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士常务委员，中共十一、十二大代表。

　　在中国航天部宿舍区大院里，有一座极普通的公寓楼，没有门卫，没有电梯。大楼有些年头了，显得很陈旧，陈旧得有点寒酸。就在这座公寓的三楼，住着一位声名显赫、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一位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国际宇航科学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理事会理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航天界泰斗、放卫星的人——任新民。

　　2003年7月22日，北京一个难得的凉爽的夏日，我们采访组一行六人拜访了景仰之久的任新民老人。

　　门铃声刚落，门就打开了。88岁的任新民先生和他夫人82岁的虞霜琴老师满面笑容地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我们正习惯性地准备换鞋进门，虞老师忙不迭地说：“不用换鞋，我们家不兴这个，请进请进。”

　　走进客厅，这客厅不大，只有十平方米左右，没有装潢。客厅里放着一长长沙发，两张单人沙发和几张凳子都很旧了，水磨石的地板也很旧了。任老夫妇的衣着也非常简朴。虞老拉着宁国市委宣传部小唐的手对我们说：“这是我的外侄，是我堂妹妹的儿子，亲戚。”任老一口地道的宁国方言。笑着说：“亲戚，亲戚，家乡来的不都是亲戚嘛。”客厅里顿时一片笑声，拜访间我那紧张的心，一下子全放松了。

　　细看任老，身材不高，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虞老不胖不瘦，精力旺盛，从脸上还能看出年轻时的美丽。

　　坐定下来，任老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讲我的贡献怎样怎样，我总觉得是不是过分了？搞航天这个事靠一个、几个人、一个单位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家行为，是全国的力量。只不过我很幸运，我在这个岗位上，如果换了别人，也是一样能成功。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精神。一百多年来，我们老是受欺辱，要想不受欺，就是再大的牺牲也要干。国家要干的事，就能做成。这种力量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是全国的力量，中国就是要搞洲际导弹。我说两件事。文革中我们七机部是重灾区，分成两派，一派叫915，一派叫916。那一次两派斗的非常厉害，而我们的导弹试验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保证试验，我就在院子里贴了一张通知，规定某日某时全体人员到试验场上班。第二天所有的人都准时到岗，没有缺席的、迟到的。那一年我们在西昌发射卫星，卫星上天后，我到四川的大山里走了一趟，山沟里很多科研所，那里的科研人员默默地工作着，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其实他们是为我们配套的，没有这么多默默工作的人协同作战，卫星能上天吗？只不过我比他们幸运，是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换了谁也是一样。”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的采访是这样开始的。在以后的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任老思维敏捷、深邃。每次我把话题引向他时，他总是巧妙地把话题引开。他谈了载人飞船的意义：“虽然要花很多钱，但这个钱要花，应该花，太空不能没有中国人。拉姆斯菲尔德曾经说过‘要警惕太空里的珍珠港事件’，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未来战争很可能就是用导弹打掉敌国的卫星，把眼睛打瞎！”他还谈了目前中国走的路非常好，“是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发展最快的时期”。他非常关心三农问题，他说：“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说到点子上去了，要改变农业国的面貌，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侃侃而谈的任老，不时发出笑声，而坐一旁的虞霜琴老人，总是那么专注地看着任老，不时地插话，那眼神中我读出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伉俪情深。采访快要结束时我们想请任老给《新宣城》题个字，任老不同意，虞老说：“他的字不行，没我写得好。”任老也说：“我不是书法这，字写得不好，不写了吧”。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一个崇高的人格，突现在我的眼前，我记起了我读过的《任新民传》中的一些故事。

　　1970年8月1日，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任新民收到参加国宴的请柬。虞霜琴头一天晚上把他的衣服、皮鞋找出来，叮嘱他换上干净衣服再去赴国宴。“八•一”这一天，任新民照样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去上班，一直干到晚上下班，突然想到要赴国宴，急匆匆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国宴回家，一进门，虞霜琴就责怪他：“那么多外宾在会场，这种场合你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衣着。”他却笑着说：“嗨，国宴不是坐着吃的嘛，谁能看见我屁股后面的补丁呢！”1980年，任新民在上海组织运载火箭的技术协调会，下榻在锦江宾馆，这天下午，穿着一身土气工作服的任新民从上海航天局开会回来，宾馆的警卫拦住他客气地问：“老师傅，伐找谁啊？”无独有偶，1984年，任新民作为通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在四川西昌发射场指挥工作，发射场上发放了三张特别通行证，可以通行场区所有部位。任新民依然一身土气的工作服，胸前挂着特别通行证，刚要进场大门，站岗的战士警惕地拦住他：“老师傅，你这个证是哪儿来的？”任新民告诉他是指挥部发的。小战士不相信，这个有点像老农民，更像老工人的老头怎会有这么重要的通行证？当小战士弄清楚这个极普通的老人就是总设计师任新民时，立即行军礼，一脸的崇敬。

　　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上天了。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东方红1号”卫星总结会。作为总设计师的任新民坐在了最后一排，快开会时，周总理逡巡会场，发现了任新民，他站起身，指着身边的一个座位大声喊：“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你的座位在这里！”

　　这样的故事，在任新民的一生中多的是。70—80年代，任新民住在南苑，到航天部上班从来不坐小车，都是买月票坐公交倒几次车上班。有一次，因为太累，在公交车上睡着了，通行证和月票都被小偷偷了，他只好走回来写检查，请求补发通行证。后来，他搬进了航天部宿舍大院，每天上班前总是先和虞霜琴在玉渊潭一带走几圈，然后虞霜琴去买菜，他步行上班，从来不坐小车，虽然他的地位和他的年龄都完全享有用小车接关的待遇。

　　任新民的一生和中国航天事业紧密相连，从第一枚导弹到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气象卫星、第一次为外国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任新民都是主要设计专家和总负责人，在所有导弹、卫星发功发射获得的各类奖项中，他或者把自己的名字往后排，或者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只有1985年国家授予“东风5号”之前的所有弹道导弹的科技进步特等奖，他无法推掉。他常这样说：“农民种粮食是给人家吃的，工人盖楼是给人家住的，我只参与搞几个火箭、几个卫星，什么名呀利呀的，没什么用处，我实实在在干活就是了。”

　　从去年起任新民就不再担任具体工作了，但他还是闲不住，常常出席相关的会议，用自己的智慧学识和经验为年轻后辈们出谋划策。儿孙满堂的任新民夫妇生活得非常淡泊也非常充实。那年春节，合家团聚，任新民对孙儿孙女说：“我和你叔父父(任新知)都是博士，你们的小叔也是博士，你们这一代能不能出三个博士？”外孙和不慌不忙地说：“出三个博士不难，出三个院士难哪。”如今孙子辈已经有三个人在攻读博士学位了。

　　古人说：淡泊可以明志。哲人说：无欲则刚。任新民在包括文化大革命那睦凶险的风风雨雨中，矢志不渝地坚守在航天事业的岗位上，奇迹般地躲过了多少次血雨腥风，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应该说这得益于他那谦逊的品质、淡泊名利的心态和目不旁视，坚定不移的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说，任新民不仅仅是一位航天泰斗，更是一位伟大的哲人。